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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運動與中國共產黨的歷史情緣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中國社會科學報 2019/06/24 10:26:46 作者:張寶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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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讀: 五四運動,一個由新文化運動醞釀而爆發的反帝愛國運動,是一場規模宏大的民族民主運動。百年來,五四成為中華民族的一種精神符號,其所展現的愛國、進步、民主、科學之精神,一直激勵著我們砥礪前行、奮勇前進。

五四運動,一個由新文化運動醞釀而爆發的反帝愛國運動,是一場規模宏大的民族民主運動。百年來,五四成為中華民族的一種精神符號,其所展現的愛國、進步、民主、科學之精神,一直激勵著我們砥礪前行、奮勇前進。正如習近平同志所說:“五四運動是我國近現代史上具有里程碑意義的重大事件,五四精神是五四運動創造的寶貴精神財富。”(《人民日報》,2019年4月21日,第1版)五四運動推動了中國共產黨的建立,這已是學界共識。在五四運動百年之際,我們有必要從思想文化史角度,以陳獨秀、李大釗為主線,鉤沉這一在思想上和干部上為中國共產黨的建立做了準備的運動之來龍去脈,再度尋繹五四運動與中國共產黨建立之關聯,以期更深入地理解那段歷史。

《新青年》:“忍不住”的關懷

一部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歷史,集中流布在以《新青年》為載體的啟蒙雜志上。因此,追溯五四的源頭,必須從《新青年》說起。1915年9月15日,陳獨秀滿懷“讓我辦十年雜志,全國思想都全改觀”(唐寶林、林茂生編:《陳獨秀年譜》,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65頁)的豪情壯志,在上海創辦《青年雜志》(第2卷起改名《新青年》),五四新文化運動由此發軔。

作為“五四運動時代之急先鋒”(蔡元培語),《新青年》創刊時正值中華民族內憂外患之際。位卑未敢忘憂國,對民族和國家命運的深切關懷,一直是活躍在中華民族文化傳統中的音符。歷史的車輪馳及五四,家國情懷再次讓那一代思想先驅將責任和道義擔在肩上。近代以來國人的文化程度和幾次慘痛的革命經驗,使“主撰”切實感到“國民性”問題的緊迫性,“欲圖根本之救亡,所需乎國民性質行為之改善”(陳獨秀:《我之愛國主義》,《新青年》第2卷第2號,1916年10月1日)。因此,要救國,就必須從思想文化入手改造國民,以深層次的思想文化革命改變國民精神、喚醒國民覺悟,由立人而立國。正是基于這樣的理路,同時也為了延攬作者隊伍,陳獨秀與同仁達成一個不成文的君子協定:“不談政治”。胡適回憶說:“在民國六年,大家辦《新青年》的時候,本有一個理想,就是二十年不談政治,二十年離開政治,而從教育思想文化等等,非政治的因子上建設政治基礎。”(胡適:《陳獨秀與文學革命》,陳東曉編:《陳獨秀評論》,北平東亞書局1933年版,第51頁)

然而,從《安徽俗話報》上的《說國家》,到辛亥革命力主排滿反清,再到“二次革命”,多年的斗爭經歷又使陳獨秀成為一位具有濃厚政治情懷的“老革命黨”(胡適語)。盡管主編開宗明義:“改造青年之思想,輔導青年之修養,為本志之天職。批評時政,非其旨也”(《通信》,《青年雜志》第1卷第1號,1915年9月15日),但從創刊伊始即設置的“國內大事記”“國外大事記”等欄目以及充滿社會擔當的潛臺詞里,我們不難感受到《新青年》浸染著憂患意識的人文關懷。原來,“政治”一直是主編關注的焦點。雖然陳獨秀想從思想文化入手改造國民性,但鑒于其自身對政治“忍不住”的關懷,一有風吹草動,他總要不失時機為介入政治尋找借口與突破點:“本志主旨,固不在批評時政,青年修養,亦不在討論政治。然有關國命存亡之大政,安忍默不一言?”把“國命存亡”的大旗拉出來,誰還能說什么?更何況還有充足的理由作后盾:“蓋一群之進化,其根本固在教育、實業,而不在政治,然亦必政治進化在水平線以上,然后教育、實業始有發展之余地。”(《獨秀答顧克剛》,《新青年》第3卷第5號,1917年7月1日)如果說起初還有點遮遮掩掩,后來則毫無顧忌地公然申明:“本志同人及讀者,往往不以我談政治為然。有人說我輩青年,重在修養學識,從根本上改造社會,何必談甚么政治呢?有人說本志曾宣言志在輔導青年,不議時政,現在何必談甚么政治惹出事來呢?呀呀!這些話卻都說錯了……修學時代之青年,行政問題,本可以不去理會;至于政治問題,往往關于國家民族根本的存亡,怎應該裝聾推啞呢?”及此,陳獨秀不但推翻了“不議時政”的辦刊宗旨,而且另辟蹊徑為自己開脫:“我現在所談的政治,不是普通政治問題,更不是行政問題,乃是關系國家民族根本存亡的政治根本問題……國人其速醒!”(陳獨秀:《今日中國之政治問題》,《新青年》第5卷第1號,1918年7月15日)

對于陳獨秀“食言”的做法,胡適等人自一開始就進行過抵制。實際上,《新青年》內部的兩種編輯方針一直在頡頏抗衡。陳獨秀煞費苦心地與“政治”周旋,他在“國內大事記”和“國外大事記”中借題發揮,議論時政。這種局面,到1918年1月《新青年》編委會成立,才有了改變。胡適等人的編輯方針使《新青年》取消了兩個“大事記”專欄,后又重申了“不談政治”的宗旨。此后,《新青年》的學術色彩很快強化。

但正是因為不變的政治定力和擔當,陳獨秀不顧同仁反對,一如既往,同仁內部深藏的兩股思想潛流逐漸外化,“文化”與“政治”的張力愈來愈大。為了緩和同仁內部的沖突,更是為了“談政治”,1918年底,陳獨秀、李大釗策劃創辦了《每周評論》。

原標題:五四運動與中國共產黨的歷史情緣

責編:許舒琦 (如涉版權請聯系[email protected]  轉載請注明海疆在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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